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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读后感--停止愚民
今人都懂得民主自由，晓得为自己的权利站出来抗议，甚至革命。今人也懂得苏格拉底的智能，并为之敬佩不已。公元前三三九年，雅典民主派当权，追求智能的苏格拉底被控传播异端邪说和荼毒青年，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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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做过什么？不少路人会发现这个人经常呆呆地站地广场上思想一整天，不时还会跟路人搭讪，用那种经典的苏格拉底式的辩论，一步步将人的思想从心底拉出来。他用极为谦虚的语气向途人询问，并指出他们思想中矛盾的地方，藉以进入深刻的探讨，同时考察人们和他自己的想法。
他曾经就谁是最有智能一事询问阿波罗神殿的通灵者，结果是：苏格拉底是最有智能的。得知这个神喻之后，他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心想，不可能的啊，我一直觉得自己最无知，为何睿智的阿波罗神说我最有智能？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那些被称为有智能的人。然而，他与好几个自认为有智能的人交谈之后，感到深深地失望，认为他们闻名不如见面，所谓智能的言语都是错漏百出，矛盾横生。最后，苏格拉底就明白到一点，原来他比他们更有智能的一点在于：他知道他自己是无知的，相反地，那些自以为有智能却闭口不说自己的无知。
牛虻，苏格拉底经常这样自称自己，意下即是将雅典比喻成牛，而牛虻则叮牛来促使他前进。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并无作恶的意图。他抱着使雅典进步的动机，加上一颗自认无知的心，随处与人交谈，揭发人们的无知，进而逼使人们反思──这难道是一件错事？
问题来了。苏格拉底做这样的事就被控以思想荼毒，被判以死刑，是否应该？
依据柏拉图的《申辩篇》和各处考证，可以得知苏格拉底申辩时，柏拉图身处现场。目睹民主（大众）杀害哲人，作为贵族后裔的柏拉图心中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民主制度是否正义的呢？新政权是否将以正义取代不正义？「我极端注意他的先是怎么说的，后来是怎样做的」。
在当时，哲学之类的高等教育只面向贵族和少数自由人，所谓民主的投票在柏拉图看来无疑是叫一大帮盲人来投票决定走哪一条路。对于人民的愚蠢，柏拉图倒也没有感到十分愤怒，因为在他看来，农民工人商人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和推销者，他们只要安守本份就行，智能本不是属于他们的，而民主制却让多数无知的人决定城邦和公民的命运，这使他不得不对民主制度产生反感。当然，这也许是出于他贵族的优越感，也因为这种优越感，使他《理想国》一书中，表达了对哲人－王这种独裁制度的好感和向往。
理想国人民的简单介绍
整本书伊始谈论着正义，有人认为正义就是欠债还钱，有人认为正义是统治者的利益，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通通否定掉。正当他十分完美地驳倒那些观点时，阿得曼托斯站出来，死抓住苏格拉底不放，要求他谈谈「正义是什么」。苏格拉底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建议先考察一个正义的城邦中的正义成份，再研究以个人之标准的正义，因为城邦比人大，城邦的正义比一个人的正义更显眼。
在这个正义的理想国里，人被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即是护国者和大众之外，还有教导护国者的哲学家。哲学家从事教化，在柏拉图看来，他们需要使护国者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为其没有报酬的伟大而感到自豪。他们不可以听靡靡之音，以免沉醉下去之后失去则刚强；他们不可以吃甜食，因为这对身体健康不利；他们不可以听吟唱世界不公的诗句，防止他们因此失去了信心和坚持。而哲学家所做的，就是阻碍那些东西进入城邦。柏拉图曾谈过，如果有诗人要进入这个城邦，哲学家会尊敬他，为其涂上光荣的橄榄油，送上不少名贵的礼物，却不允许他进入，恳求他到其它城邦去展示他的诗才。
哲学家负起教授护国者音乐和体育的责任，因为「音乐和体育服务于人的两个部分──爱智部分和激情部分。这不是为了心灵和身体，而是为了使爱智和激情两部分张弛得宜配合适当」。要是国家的栋梁「除了搞体操训练外，别无用心，怕见文艺之神，结困会怎样呢？对于学习科研从来没有尝过一点滋味，对于辩论推理更是一窍不通，他心灵深处可能存在的爱智之火光难道不会变得暗淡微弱吗？由于心灵没有得到启发和培育，感觉接受能力没有得到磨练，他会变得耳不聪目不明」；要是「一个人纵情乐曲，让各种曲调唱腔，甜的，软的，哭哭啼啼的，醍醐灌顶似地，把耳朵当作漏斗，注入心灵深处，假使他全部时间都沉溺于丝弦杂奏歌声婉转之间，初则激情部分像铁似的由粗硬变得柔软，可以制成有用的器具。倘若他这样继续下去，象着了魔似的，不能适可而止，他就开始融人了，液化了，分解了。结果激情就会烟消云散，使他萎靡不振，成为一个软弱的战士」。
除了这些，哲学家「必须从所有护卫者里选择那些在我们观察中显得最愿毕生鞠躬尽瘁，为国家利益效劳，而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而且会密切留意各护国者的态度，「随时考察他们，看他们是否能终身保持这种护卫国家的信念，是否既非魔术又非武力所能于不知不觉之间使他们放弃为国尽力的信念的」。
在哲学家的教化下，护国者成为一个十分优秀的国家管理者。适量的音乐和体育训练，坚其意志，强其筋体，不致使其大意气用事，或者面对敌人时柔弱无力。因此可以说，他们拥有专门保护国家的技巧。
大众在这个社会中是怎样的呢？护国者既然安份地做自己保护工作，同样地，大众应该做他们应做的事。智能是与他们无缘的，因此他们要服从哲学家和护国者的指导，做一只乖乖的国家螺丝，做好本份，应修鞋的就修鞋，应种田的就种田，国家制度以及他们的个人利益，哲学家会作好安排，并宣称这是最正义的，最适当的，用句古希腊的话说就是：最自然的。当然，这只是哲学家（柏拉图）眼中最自然的，但作为一个公民，他会否觉得这是自然的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护国者得到体育和音乐之类的教育，人民却只得各安本份，他们只能学习各种各样技术──例如种田修鞋，然而却对智能一无所知，甚至连接触到智能的机会都没有，除非是被哲人看重是金质的。他们不知道自由，不知道个性，不知道人生存的意义，却在所谓正义的安于本份下庸庸碌碌地工作、结婚、生子、死亡。
通看整篇文章，好象柏拉图的目的是想在这个理想的国家中找到正义，而由我看来，他是想将他的政治哲学透过这个论述表达出来。的确是奇文，不是吗？到了第四卷，他谈完了正义的定义，即是各人各守本份，做应做的事，但他却放不下手来，要从各个方面对自己的论点进一步论证──由第五章开始就是这些内容。但我们要反问的是：柏拉图所谓的安守本份是什么。
理想国中的愚民政策
倘若统治阶级是意识形态制造者的话，很显然，统治者不是护国者，而是护国者背后垂帘听政的哲学家。既然整个理想国都是由柏拉图所构造出来的，在这个国家中，他的想法就如神喻般不可抵抗。如果哲学家代表了最有智能的人，又是最懂得统治这门技艺的话，统治者之位拱手让哲又有何不可？然而可惜的是，一个所谓明白真理的哲学家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宣称他的话不可反驳。当对统治的反驳和批评出现时，人们对统治者的盲信自然开崩解，接着，想把人民当作泥土般捏成自己喜欢的形状，就成了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然而，柏拉图有自信，认为他在理想国中所描述的政治制度是最善的，因此，他就要用各种方法使理想国里的人失去怀疑的心。
为了使那些多疑的人们彻底失去反思的能力，柏拉图偷偷摸摸地借苏格拉底之口讲出一个道理：适当的时候，谎言可以是一种药物。为了使这个国家「和偕」，有智能，有节制，有勇敢，柏拉图带上了面具之后，安心地建议将有智能的哲学家比喻成医生，而病人即是这个国家。在这点上，他与马克思十分相似，同样坚持哲学要改造现世的实践内容。为了使国家大治，就要用到谎言这种药，在必要时间则要使出浑身解数，连哄带骗地说服大众去安份守己，去听从哲学家的安排──这些谎言是为了使国家大治为目的，所以柏拉图称这谎言是「高贵的」。
然而，这个所谓「高贵的谎言」是什么呢？在几翻吞吞吐之下，苏格拉底说要让所有人都相信这个连他都承认是荒谬的故事：「他们（人民）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在农民以及其它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讲完这个故事之后，苏也无可奈何地问讨论的另一方：「你看你有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得到的答案是：没有，也许下一代或下一代的下一代会慢慢接受这个故事的。
凭什么下一代会开始接受这个故事？当「哲学家」（柏拉图）真的成了某一城邦的主人，他必定会开始使用各式各样的洗脑方法，使下一代的人民盲目地相信个故事，并当之以真理。直接地说，就是要靠洗脑这种思想暴政去控制人民，可笑的是柏拉图自以为此种洗脑乃是善的，高贵的，是出于无奈，是出于善意而不得不作出的谎言。
柏拉图言下之本份是什么？
柏拉图在书中向读者们描绘了理想国，人们安居乐业，积极地做本份的东西，不需要任何痛苦的深刻思维和人生体验。对外有辅助者守家卫国，对内则有护国者领导群众，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大众将所有精力放在自己所本份做的事之内，生活好象十分充实。这一片欣欣向荣的表像，使不少后来的青年从智者魂牵梦萦。
这一切真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如果那算是理想国，那么向苏联老大哥看齐的「哲学家」可算是那些热血的青年从智者了。当时，苏联在西方眼中欣欣向荣，形势大好之假像，吸引了不少著名的人去苏联考察，罗曼．罗兰、纪德就是其中两位最出名的，旅苏回来都写了不少文章谈到那里的情况。
纪德激烈地批评苏联下的思想压制、暴政以及人民的极端不自由。
据说，当时的农业集中在所谓大农庄里，那里的农民受到警察机构的严密监视。苏联政府于1932年12月31目颁布一道命令，在国内恢复身分证（沙皇时期实行过）制度，没有身份证便不能迁徙，而农民却没有身份证，半步不能离开农庄。谁要是违反，就是反对苏维埃共产主义的伟大领导，后果不堪设想。教育部门当然是灌溉这种盲目安份思想的地方，人人都从小被教育说应该安守本份，生于农庄的就应该好好工作，直至死去。
看鸟自由飞在天空。如果困在笼子里的鸟不算是鸟，那么被洗脑又没有自由的人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只是统治者的一个棋子──甚至连一个棋子都算不上，他们的生命值不了多少钱，因为有无数个「安守本份」的人作替代。充其量，人只是国家生产机械里的一颗小螺丝。人的价值在哪里？人生存为了什么？从小，他们被灌溉说，他们做的种种是为了伟大的苏维埃政府的神圣共产主义理想，虽然他们做的是简单的工作，却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这只是「高贵的」谎言罢了，他们身边的警察还冷酷地拿着步枪，看守着他们日复日、年复年同样的工作。
人们惶恐，偷偷摸摸地生存着，等待的却是明天同样的工作──那像是命运般无法改变。
人要是为了自由而生存的，在斯大林统下的自由就是安守本份──即是没有自由，就像鸟被剪去了翅膀，无法再翱翔于光明的天空，却只能在黑暗的泥泞打滚，苟且偷生。在这种地方生存的人，会感到幸福吗？让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里，这些会使人民觉得是「自然的」吗？斯大林把农业看成是国家工业化的手段和工具，农民则把集体农庄制称为「第二次农奴制」。如果奴役是自然的，人受统治受控制是自然的，那么，人为什么还要生存？既然生来只当一颗螺丝，只是安于本分地做别人统治下的棋子，那么人又与狗有什么分别？
纪德对每家每户中的斯大林画象十分反感。这是一种个人崇拜，被洗脑后的盲目信任，以为伟大领袖所做的都是正义的，都是善的，不需要怀疑，不需要问为什么，更不需要有独立思考和尊严，只需要像猪狗般匍匐在他身后。尼采在＜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里，叫查拉斯图特拉的学生们离开老师，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独立思考，进而起越老师。相反地，斯大林之类独裁者对有任何有意夺位的人都十分讨厌，更遑论任何想超越他的人，因此，为自己树立雕像是十分自然的事。他需要的是本份人，那些本份人一面崇拜他，一面做着没有尊严（甚至出卖灵魂良心）的事，还被洗脑认为这些工作是最正义的，对国家最「善」的。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人们得到的所有教育就是：你应该本份做自己的职业，其它的都可以不管，因为那不是你的本份。那么，国家的政策难道不是作为国家一部分的人民的本份吗？这城邦中，不论对外的外交政策或者对内的教育政策，人民都无权干涉，因为那是护国者和哲学家的本份，而不是无知大众的本份，理由是他们拥有智能，人民没有智能──那个「高贵的金银铜铁的理论」早就讲得很清楚了。诚然，哲人订立的制度也许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但他并不能清楚知道人民的需要，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人民生于无知，有简简单单的快乐便足够。然而，人民是否真的这样想呢？人得不到教育和智能的灌溉，他们根本无法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缺少了大家的多方面讨论，哲人的信念只会是一厢情愿，全然没有体贴和正义可言。要是根据柏拉图所定义的正义行事，人们甚至无法改变施于己身的法律和制度，只能默默地忍受金人银人的任意摆弄。这不就是暴政吗？
如果这就是本份的含意，那么，这种本份又有什么高尚可言？人都失去了甚尊严和思想，他的精神会高尚吗？这种安于本份的「高尚」，除了浓妆艳抹之外，又有什么本质和灵魂上的高贵？这不是骗百姓当泥土任统治者把弄吗？
善的目标使任何手段正当化？
柏拉图搞精神控制的目的是想社会人们活得幸福，而斯大林却没有这份心，他千方百计假装出的神圣榥子，为的是满足他对权力和控制的欲望，至于人民是否幸福，是否快乐，他可不管。在他这种统治下，武力压制是必然的，精神控制亦然。
难道为了所谓的人民幸福，就可以合理化精神控制、文字狱，甚至洗脑吗？换句话说，父母亲应否用「为你好」这种目的为理由，强迫儿女做任何他们所乐意的事呢？先不谈父母或统治者想人民变成的善是主观的善还是客观的，应就手段的正当问题考虑这些问题。或者可以试问，假如有人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异见，那么，柏拉图应当如何处理？
苏联为了达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继承了专制政府下的特务制度，并进而建立了最庞大精密的警察机关，用来控制意识形态和监视人民的一举一动。这种机构要在任何反对意见未得到广泛传播前就消灭之，因此必然要秘密地监视公民的言论、思想、通讯、交往等由，并以它认为公有否「异向」为标准来惩罚人民。因此，统治者如斯大林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正义的名义，借用无奇不有的罪名──间谍、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思想荼毒者、卖国贼、「苏奸」等等──去残害异见人仕甚至无辜的疑犯。
索尔仁尼琴写一部三卷本的《古拉格群岛》，揭发苏联冠冕堂皇背后的黑暗和残酷，并描述了特务机关和种种陷害的内幕。１９７４年，后来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特务机关头子安德罗波夫向中央要求：驱逐索尔仁尼琴，旋即获得批准。对啊，专制者如何能忍受大众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呢？驱逐事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谁料安德罗波夫向中央报告说，外界「认为苏联政府采取的这一人道主义的措施，将会加强苏联在国际中的威信」。在这种不名誉的事件中，苏联当局和特务机关都洋洋得意。
柏拉图也在洋洋得意。他以为为诗人戴上桂冠，并要求他离开是一件值得光荣的事，是人道主义的，是极之善良的，是有智能的哲人才能如此宽待这些才华洋溢的诗人。岂料后人以他的「诗人驱逐论」为剧本，演出一场场残忍的惨剧──斯大林的愚民政策得到揭发后，人民带着久抑的怒气冲向列宁遗体旁的斯大林遗体，将几十年的全部痛苦和压迫发泄出来。
然而，有一点值得强调，就是柏拉图极之鄙视斯大林的这种为权力而愚民的政策（而且无顾人民的痛苦），在他的制度分级中，这种算是僭主制，在四种制度──理想国，爱荣誉社会，民主社会，僭主社会──中排行最后。骤眼一看，理想国的统治和僭主社会的统治好象在目标上有所分歧，一个是好心好意且深思熟虑地追求善，一个只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用人民的痛苦和不幸来换取君王的权力欲，但仔细一看，他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权力集中和愚民政策。
理想国就是开明专制，僭主制就是暴君专制。作为君王和控制者的哲学家都是人，他们在专制制度下得到了无限的权力，谁来保证他们当中人人都「能终身保持这种护卫国家的信念，是否既非魔术又非武力所能于不知不觉之间使他们放弃为国尽力的信念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哲学家是否真的能够保持其贞洁之身，免受妖艳的权力所诱惑？历史上多少个智者放弃了真圣的智能，改入了权力斗争之中，最后身败名裂？纳粹统治下就有一大堆投机哲学家，在他们没有接触到权力之前必是一付老实的样子，那么，当这种人存在于理想国之内，柏拉图之辈「真正的哲人」如何能够知道他们确实是善的？
民主即便有诸多不是（鲁迅也曾说过民主很可能变成大多数的暴政），柏氏就亲眼看到那些最无知的人残杀当时最有智能的苏格拉底。但分散化的权力比集中的权力所能作出的祸害弱多了，权力集中到社会最尖一点时，风险数值就会很高(很可能不单单杀苏格拉底，甚至把柏拉图也杀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制度和僭主制度的所有不同，就在于统治者的不同：遇上好的统治者，我们贞观之治，还上坏的统治者，我们便是自掘坟墓。虽然民主不可能带领所有人都走上从善之道，但是，它却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地狱般的暴政。
总而言之，为了善的目的就进行愚民，完全是不尊重人民，即使最终是想人民幸福，愚民就是愚民，就是不把人民当人民看，不让他们得到智能，不让他们怀疑哲人的论调。后现代的主义者叫这些言语霸权，意即不让人民发表他的独立的看法，甚至封杀他们进行独立思考的潜力（除了那些被哲学家看得起金质人，可是，他们最终也是被培养成愚民政策的主将）。
民可使知之。
的确，人民是无知的，因此使暴政能够产生。愚忠愚孝，盲目跟风崇拜，「安份守己」，塑造了一个个暴君，当真正正义的人士，不甘人民受这种愚弄，提出种种批评时，暴君就杀害了无数个这样的热血人士。
张远山说：「金银铜铁之说的真理成分是：人的资质先天有高下--然而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老生常谈……；金银铜铁之说的谎言成分是：人类社会应该"损不足以奉有余"，用后天的制度设计强化先天的不平等；而不是"损有余以补不足" 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启蒙尽可能弱化（但永远不可能消除）先天的不平等。除去了其中的老生常谈，金银铜铁之说就是彻头彻尾的丛林原则，在文明社会中只能是不折不扣的谎言，没有任何"高贵"性和"真理"性可言。如果金质哲人自作多情地以为，他的使命就是从古代丛林赶到现代城邦里来向废铜烂铁们宣布这谎言，那就请哲人离开城邦，滚回丛林里去吧！」诚哉斯言。
在对话中，柏拉图自己曾批评过诡辩家：「不正是他们自己在最成功地教育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在塑造着这些人吗？」留意文中的「他们自己的意图」，如果猜测没错，柏氏把自己的想法当作是最为终极和客观的，不算是他「自己的意图」，更不是塑造人，而是将人的最自然表达出来，于是便放心批评起其它人按照自己的意图塑造人。上文已经谈过，如果人被统治被愚弄是自然的话，这样没有自由的人到底算不算是人？。萨特说，人是天生自由的，因此必定要选择，最后，必定要为选择负上责任。或者我们可以用柏氏的这句话反问他：你自己不也是在最成功地教育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在塑造着这些人吗？
即使柏拉图发现的是真理，他也无法强迫或欺骗群众去服从。制度化的真理就是最大的谬误。真理从不强迫，真理需要智能和心服口服，而不是盲信。盲信真理带给我们的就是伊斯兰圣战，基督教十字军东征，文化大革命，以巴战争等等。哲人的存在不是为统治欺骗人民，而是启民之智，让他们热忱于思考，进而得到智能和真理。真理更不是产生战争的罪魁祸首。因此，与柏拉图所建议的「高贵的谎言」相反，哲人更应该拆穿所有谎言，让大众看看各种通行意识形态中，统治者的目的是什么。以此为基础，应该尽可能用种种论证去启发人民，而不是极力去使他们无知。
孔子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柏拉图的愚民政策双映成趣。他们一厢情愿觉得，哲人了解人民，因此人民只是安安份份就好，哲人会为他们准备他们所应得的。古时，教育没有普遍发展，而且只限于贵族，因此他们认为有智能的人就可以代表广大百姓。更何况，人被思想控制后，就会安份守己，国家的「稳定」于是有了保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都得到了知识，他们知道了自由，个性，权利（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是让他们发言，让他们代表自己的时候了。从前，大众甚至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当今很应该抬起头来代表自己，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人已经被愚弄得够了，现今应是他们深刻思考己身，更是向那些「一厢情愿」的哲学家证明「大众也能有智能」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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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了众多群众的批评声音，才能改善制度，使他们得到他们应得的。为了达到这一点，就请每一个人试试在心里向周围的人说：别再用这些毫无道理的东西愚弄我们了。不为什么，只因为我们需要独立思考。
如果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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