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资格外国教育史:教师的自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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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外国教育史:教师的自由问题

从以上所述,可以知道一个民主主义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是新教育,而推行新教育的机构是免费学校。免费学校的全部含义较之其一般为人所接受的内容要多得多,对此作全面的了解是十分重要的。杜威说道:

学校要向所有人敞开大门,就必须推行免费教育,依靠公众税收的支持。这种免费教育的观点,已扩展到免费课本、免费的图书阅览,而在一些公立学校里,还扩大到免费牙科治疗和一般医疗,向付不起钱的学生提供午餐……不过,这些措施最终是为了使免费教育作为一项社会事业,以能成就个人性格和才智而设的。

教育自由意味着在教育过程中心智的自由。学校里的道德和智力上的自由,首先是学生和教师的自由。

事实上,教育自由受到各种外界的局限和约束。这些局限和约束,通常“来自那些与现状格格不入的条件所产生的”传统。根据杜威的观点,这些传统一直是改革或改良教材、教学方法、规章制度以及学校组织和管理的最大障碍。传统的反动势力非常强大,以致它常常试图“禁止学生和教师等去思考、传播和倾听所有跟代表现存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特权阶级的实践和信仰不符的言论”,因而民主被严重破坏。专业或非专业的教育改革者,曾不断努力希望改变这种危险的状况,把学生和教师从这种不合理的传统束缚中解救出来。杜威声称,这种解放运动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比在教育组织和管理下更为成功,因为,“当后者仍处于初级阶段时,前者已是有组织和充满活力的活动了。”杜威清楚地认识到民主主义理想和学校系统的组织和功能之间的重要关系。虽然杜威承认在教育管理上他并不是专家,但是他说,他对这个问题再三思索了好多年。因此,他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虽然为数不多,却含有重要的洞见。

杜威指出,即使是专业事务,其中甚至包括选择教学方法和教科书者,常常都是被“那些置身于教育系统以外,可能没有什么教育专业知识,甚或不是出于教育动机的人”所垄断。换句话说,外行的学校董事会常常是决定学校大多数细节问题的人,如课程的全盘计划和所应使用的方法;而在教育过程中,经常直接与学生接触的课堂教师,在决策方面,发言权相当有限,甚至连发言权也没有。在民主主义的掩盖下,在一些大城市中涌现出一些“超法律组织”,即所谓“市民委员会”。根据杜威的分析,这些委员会主要是由银行家、工业家、不动产商人以及社会上其他特权阶层的成员所组成。他们为了自己的兴趣和利益,借助超越法律的力量,影响甚至企图支配城市政策,特别是公共教育政策。这些机构的干预是为了经济方面的利益,但是它们自己却挥霍、浪费,而且依赖政客对它们的袒护,因此它们不能承担如此必需且如此基础性的事情。这些对普遍的社会福利漠不关心、对公共教育毫不在意的人,会给学校带来经济危机。况且他们“一开始就顽固地反对充实课程,把艺术、音乐、体育、手工艺等称之为……一时的爱好和装腔作势”。他们经常提出不负责任的批评,将舆论引向歧途,干涉专业的自主性。教育团体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压迫和剥削,而这些集团当然也对发挥免费学校的功能和发展一个民主主义社会构成了严重障碍。

这股反民主力量所造成的有害影响是明显的、无可置疑的。一些已经注意到这种危险情况的人,一直在努力纠正它。许多人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把专业性问题上的决策权威,从外行的校董会转移到学区主任手里就可以。他们要求这些利益集团停止干涉学校的事务;这样,决策重心将从学校系统的外部转移到内部。但即使他们的建议部分被采纳,杜威仍然认为问题尚未解决,因为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仍被排挤在决策活动以外。这种权力转移的安排,只是“采用了专制原则来弥补民主主义体制的一个弊病”,“因为不管学校系统的领导人是多么英明、有专长和仁慈,但个人独断的原则总是专制主义的”。因此,杜威警告说,除非学校系统的组织方式“使每个教师都能通过经常的和代表性的途径,对教育上的重要事情做出判断,并保证这些判断将以某种方式对学校系统产生影响”,否则,目前以及将来的学校系统仍旧是不民主的。如果学校系统的组织及其运行是不民主的,那它便违背了自己实现民主主义理想的目标了。

教师的自由问题涉及学校系统的组织和作用。“这不单对教育本身,同时对教育的最终成效──对一个致力于民主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中的所有利益和活动,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教师在课堂上要促进思想自由,他们自己就应该享有这个基本的自由。如果他们要在儿童身上培育个性,他们自己的个性就应该受到尊重。“教师的自由是学生学会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保证教师的思考、探究、判断和做事的自由,是民主主义教育的先决条件。如果期望免费学校正常地运作,就必须让教师更有组织地参与制定教育政策。

限制教师参与制定教育政策,将使他们产生冷淡、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会相应地降低他们的责任心。杜威警告说:

没有权力,就相应地不会有积极的责任感。很可能教师会有意无意地把这种同样消极的态度,或把由于受专横对待所产生的情绪传染给学生。

教师之所以被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主要是因为管理者不信任他们。杜威指出,这种歧视是一种习俗和惯例。杜威宣布那种认为教师没有能力参与课程的规划,或没有能力参与开创教学方法或是维持纪律的方法,都是站不住脚的观点。民主主义的信念认为,每个人甚至孩子,都能为社会贡献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教师凭着他们的成熟和经验,也必定能做出很大贡献。民主原则要求每个教师均享有一种能得到确认的途径,“使他能参与制定学校中起控制作用的目的、方法和材料,因为他也是学校的一分子。”即使有些教师未准备好承担参与的责任,这种情况也相当普遍,但行政人员必须认识到,使教师具有主动性和建设能力的最好办法,是允许他们参与,因为“兴趣和能力来自其运用和实践”。杜威继续说道:“如果教师缺乏参与能力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就不能指望他们具有执行上司给他的指示所必不可少的那种智慧和技能了。”教师的潜质和能力,如果没有合适的气氛来发展和起作用,那将是实现教育目的的一个最严重的障碍。杜威断言:

缺乏民主的方法,是造成教育浪费的唯一最重要的原因。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管理人员和教师都应该更好地了解学校在社会中的任务,以及在这项事业中他们必须担当的角色。

《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杜祖贻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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